從「準則」探討本土核心價值
〔本文刊於2014年12月19日信報「年青有計」，亦可於年青會計師協會網址及Yahoo! 新聞瀏覽〕
10月上旬，從網絡上傳來了一幀照片，筆者看後將其發放至個人的臉書上，予朋友分享評論。該幀照片顯示的，是一架貼滿了不同標語紙張的巴士，巴士「被」停泊在鬧市的街道上，車頭前方及車身左後方各放置了一個市政局的垃圾桶。
筆者選擇的照片標題是：Accounting question︰ How to define "Control" in accounting standards？（會計問題：如何於會計準則中定義「控制」？）
各種從會計界朋友的回應紛至沓來，意見上概括地都指出，有需要考慮為巴士作出一些會計學上常見的處理，方式如：為該巴士作出減值、於巴士公司的賬目上作出撇賬、加大巴士本身的折舊率，以便可以反映到巴士當時的實際價值，更有具創意的意見如：評估巴士本身所面臨的風險及價值之間關係，或重新釐定誰是該巴士的資產擁有人，甚至乎要求巴士公司，將其當作捐贈品或祭品等。
從上面的例子可見，會計界朋友的回覆在預期之中、情理之內，壓倒性的意見都認為，按照片中當時巴士的情況而論，資產的核心價值將面臨不同程度的損失，所以需要對其作出不同程度的會計處理，以彰顯其公允價值。那為何普遍意見會認為巴士的資產值會減少呢？究其原因很簡單，乃因在會計學的觀點上，且不論有關的影響屬於短期性還是長期性，巴士公司當時確是失去了相關資產的控制權，又或者巴士的控制權受到了某程度上的限制。故此，站在擁有保守觀念的會計師的角度而言，將其作出適當的撥備，乃屬正常合理之舉。（按：筆者執筆之時，該巴士已經「獲釋」了。）
這種擁有豐富本土文化特質的「香港準則」是如何形成，筆者不得而知。然而，在過去的一個月內，的而且確出現了似是而非的情況，上文所述的巴士可以算得上是一個代表作，也就是資產的擁有人不能合法地行使其應有的權利；而個別幹道用途的變更，就更顯出了實質重於形式的原則（substance over form）。而另一個情況是，當某投資方的管理層說代表着整個集團的利益而與對手進行交易時，但旗下的個別子公司卻高聲說：「你不代表我！」，管理層一方面既沒有掌控的能力，另一方面卻又搖身成為代言人，在會計學上實在令人懷疑能否構成control的定義。但這種奇怪的「合理情況」，卻一而再地出現於我們的身邊：管理層一邊代表着「我」（或「我們」）去進行談判交易，另一邊廂卻又說「我」（或「我們」）是自發的個別活動，管不了！
國際準則還看其核心價值
或者，我們應該放眼國際，不要再理會「香港準則」，而要以「國際準則」為依歸。不錯，香港的會計師公會約於10年前，的確將當時在香港所採用的英國會計準則SSAP轉移邁向國際的會計準則IAS，並與國際接軌。所以，筆者更不明白的是，緣何今天會由「國際準則」重回到「香港準則」？是覺得倒回較好，還是覺得不能將「國際準則」袋住先？
事實上，「國際準則」不僅只局限於會計上，某些詮釋更是用常理便能理解，亦確實是國際性通用的。舉例如聯合國大會通過並頒布的《世界人權宣言》第29條就表明：「當人在行使他的權利和自由時，只受法律所確定的限制，確定此種限制的唯一目的在於保證對旁人的權利和自由給予應有的承認和尊重，並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適應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當需要。」
無可否認的是，在行使自身權利的時候，實在需要尊重其他人的權利。一如馬斯洛人類需求五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所指出，作為會計師，雖然被人合理地認為並非處身於最基層的生存層面（即「溫飽階段」），而應該進一步尋求包括安全、社交、尊重及自我實現的各個更高的層次，但在自我尋求及升級的同時，卻不應忘記尊重其他人的應有權利。否則，未能升級卻損害已有的尊重；一如追求自由卻損害既有法治，陷入反智的混沌狀態。
其實，無論採用「香港準則」還是「國際準則」，都別忘了我們的核心價值：和平。為了和平，我們選擇了爭鬥？結果只會讓爭鬥令我們失去了和平。
